[ 何家弘 ]——(2000-9-27) / 已閱56808次
在這種審判方式下，法律沒有必要規(guī)定陪審團必須聽取證人的陳述；但是也沒有必要規(guī)定他們絕對不能聽取證人的陳述。他們自己就是證人，而且可以從任何人那里去收集與案件有關的情況。向他們提供情況的人并不被視為證人，至少不是我們現在意義上的證人。例如，那些人在向他們提供情況之前根本不用宣誓。不過，提供情況的人很可能會取代那些宣誓說自己對案情一無所知的陪審員而進入陪審團。如果陪審團成員對案件的某些情況心存疑惑，他們通常會在當地進行一些調查，就像人們處理自己的事務時可能進行調查一樣，但是與法庭的證據調查不可同日而語。
顯而易見，這種陪審制度適用于那些人口少、地域小的村鎮(zhèn)，因為那里的人們互相認識，而且都知道發(fā)生了什么事情。在人口眾多的城市里，這種陪審團就無法發(fā)揮作用了。因此，隨著城市的發(fā)展，這種陪審制度必然逐漸消亡。不過，在英國的一些小村鎮(zhèn)，這種陪審團一直存在到19世紀的后期。
（二）向“不知情陪審團”的過渡
在上述陪審制度下，證據規(guī)則是沒有必要存在的，至少現代證據法中那大量的涉及證人證言的規(guī)則是沒有必要存在的，因為在那種審判中根本沒有證人。后來，社會的發(fā)展促使這種“知情陪審團”向“不知情陪審團”的轉變，同時也推動了證據規(guī)則的產生和發(fā)展。
英國19世紀著名的證據學家詹姆斯·斯蒂芬爵士（Sir James
F.Stephen）指出，這種轉變起因于一個陪審團在審理過程中遇到的“知識不足”的難題，1303年，休果被指控犯有強奸罪。在陪審團開始對他的審判之前，他聲稱自己不該受到審判，因為他是教會執(zhí)事，應享受神職人員的特權。但是法官指出，由于休果已經與一個寡婦結婚，所以他不能再享受神職人員的特權。休果爭辯說他的妻子不是寡婦。如何查明這個問題呢？該案的陪審團是了解強奸事實的人，但是他們對休果妻子的婚姻史并不知曉。當然，法庭可以再召12個了解休果妻子婚姻史的人組成另外一個陪審團，裁定這一問題，但是這太浪費時間和人力了。于是法官決定就讓這個陪審團裁決此事。然而，那些陪審員顯然不能根據自己的知識做出裁決，必須由別人向他們提供有關的情況。面對這一難題，法官破例傳喚了解休果妻子婚姻情況的人到法庭來作證。陪審團就是根據這些證人的陳述對這個問題做出了判決，然后再裁斷強奸的問題。⑧
人們不難想像，這種需要讓別人來提供證言的情況在審判中越來越多。于是，陪審員必須了解案情的要求在實踐中越來越顯得無關緊要，越來越多的陪審員在參加審判時對案情幾乎一無所知了。后來，不了解案情又成為了對陪審員的基本要求，以保證其參加審判時沒有任何事前的偏見。
大約在1305年至1352年期間，英國的陪審團就完成了由“知情陪審團”向“不知情陪審團”的轉變。與此同時，被告人開始享有一種新的權利，即要求那些已經擔任過本案起訴陪審團成員的審判陪審員回避，因為他們是了解案件情況的人。1352年，法律最終確立了被告人要求知情陪審員回避的權利。從那時起，“不知情陪審團”做為“發(fā)現真理”的主體而在司法證明活動中占據了其應有的位置。
（三）審判陪審團的發(fā)展
英國的審判陪審團徹底脫離其“知情人傳統(tǒng)”的準確日期已無從查考，但是我們知道這一過程在1468年之前已經基本完成，因為在那一年，福蒂斯休（Fortescue）在其著作中描述了證人在民事審判中出庭作證的情況：在法庭上，每方當事人自己或者通過其律師首先向陪審團講述案件爭議問題和他們將要提出的證據，以便使法庭得知爭議問題的事實真相；然后他們就讓其證人出庭作證；每個證人都要先宣誓，然后就其知曉的案件爭議問題提供證據。⑨
誠然，在那以后的一段歷史時期內，陪審團的“舊職能”仍然在一些地區(qū)以“習慣法”的方式繼續(xù)發(fā)揮著作用。福蒂斯休在其著作中也曾經指出，陪審員仍然可以使用自己了解的案件情況。例如，陪審員可以根據自己了解的案件情況判斷證人證言的真實性，也可以根據自己了解的案件情況認定案件事實，因為法律并沒有限制他們只能根據法庭上的證據來認定案件事實。但是在司法實踐中，陪審團顯然在越來越多地依靠證人證言來認定案件事實了。19世紀的判例法已經明確規(guī)定，如果某個陪審員要就案件事實提供自己了解的情況，那么法官就會要求他在法庭上分開宣誓并接受詢問，而不會讓他單獨秘密地向其他陪審員陳述。這就是說，他實際上已經被視為證人了。
另外，陪審員的過錯責任也發(fā)生了重要的變化。過去，“知情陪審團”成員做出錯誤判決是要承擔一定責任的，法庭可以按照偽證罪對他們進行彈劾。如果彈劾成功，他們就會受到剝奪公民權利或沒收私人財產的處罰。由于陪審團已經不再根據自己的知識而是根據法庭上提出的證據做出判決，所以當判決出現錯誤時，陪審員就不應該承擔罪責了。雖然人們在這一問題上已經基本達成了共識，但是彈劾陪審員的制度依然保留著，只不過在實踐中對陪審員的彈劾已經十分罕見，而且往往被賦予了新的內容。
在1670年的一個案件中，法官決定監(jiān)禁一名在裁決時公開反對證人證言的陪審員。在該案中，一名證人宣誓說他的所見所聞就是案件真實情況，但是一名陪審員說他根據案件中的證據所做出的推論與那個證言截然不同。該法官的決定引起了社會上廣泛的爭論。很多學者都認為陪審員有不同于證言的觀點是很正常的現象，猶如兩名法官可能對同一個案件有不同的看法一樣。再者，認定案件事實是陪審團的職責，不是法官的職責，因此法官無權去判斷究竟是陪審員正確還是證人正確。如果法官有權監(jiān)禁那些對證言持不同意見的陪審員，就等于是法官在認定案件事實了。
另外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是法官有沒有權力就同一個案件要求重新審判。按照古老的普通法原則，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后來法律改變了對待這一問題的立場。1757年，法院的判例最終確立了法官享有在陪審員未能恰當對待證據而錯判時命令重新審判的權力。這也就從另外一個角度宣布了“知情陪審團”的壽終正寢。
四 歐洲大陸證據法的發(fā)展及其特點
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區(qū)別在證據法上表現得最為突出。歐洲大陸國家在“糾問式”訴訟制度下形成了“定量分析”的證據制度，即法定證據制度。英國則在陪審團審判制度下形成了“定性分析”的證據制度。在前一種制度下，任何東西都可以被采用為證據，但是要有固定的證明價值。在后一種制度下，雖然有很多種類的證據被排除在審判之外，但是每一種被采用的證據的證明價值卻不是固定的，而要根據具體案件的情況留待陪審團評斷。
12世紀以后，羅馬法的勝利使歐洲大陸的實體法和包括證據法在內的程序法都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歐洲大陸人經歷了自12銅表法和查士丁尼安法典以來一千多年的彷徨和探索，終于擺脫了非理性的司法證明方式。國家官員已經成為刑事案件中主動的追訴人和審判者。他們經常通過自己的主動調查去發(fā)現證據并證明案件事實。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后，這一審判方式由天主教會的法律繼承下來，盡管有些教會法保留了宣誓的做法，而且在有些情況下仍然采用“神明考驗”，但那一般僅作為理性證明的補充性檢驗手段。
那個曾經在1215年宣布了“神明裁判”法“死刑”的天主教拉特蘭大教會竭力在歐洲推廣羅馬人的司法調查制度，即人們常說的“糾問式”訴訟制度。在那以后的幾個世紀內，“糾問式”訴訟制度不僅適用于教會法院，而且適用于歐洲大陸許多國家的普通法院。到了16世紀，這種訴訟制度已經在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等國家得到了完全的確立。在“糾問式”訴訟制度的框架下，歐洲大陸國家的證據法沿著自己的道路發(fā)展起來，并逐漸形成了獨特的理性司法證明方式。
（一）“糾問式”訴訟制度下的案件調查方式
“糾問式”訴訟制度下的案件事實認定是通過司法官員的理性證明來實現的。證明過程包括兩個階段：其一是預審；其二是審判。在這兩個階段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靈魂人物都是負責案件調查司法官。
在預審階段，司法官要對指控犯罪的情況和嫌疑人進行調查。預審有幾個突出的特征：其一是秘密性，司法官對犯罪場所、證人和被指控人的調查都不受任何外界的監(jiān)督；其二是無限性，司法官的調查權力包羅萬象而且有絕對的自由裁量權，幾乎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超出其調查權力的范圍；其三，預審調查的核心內容是對被指控者的審訊，而且這審訊過程同樣具有秘密性和無限性的特征。換言之，審訊是秘密進行的，司法官對審訊的問題有絕對的自由決定權。更為重要的是被指控者在審訊時根本不知道指控他的證據是什么。審訊結束之后，司法官才向他出示證據，宣讀有關人員的指控證言。被指控者在接受審訊和調查的過程中當然也沒有會見律師和接受法律援助的權利。
預審司法官收集的書面案卷材料，包括證人的書面證詞，不僅是審判時起訴的依據，而且是法官進行審判的依據。在法庭上，法官先聽取檢察官基于預審案卷材料提出的起訴意見，然后依據案卷材料對被告人進行最后的審訊，沒有任何證人出庭作證便做出判決。由此可見，當時根本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審判。
（二）缺少制約機制的司法證明方式
誠然，“糾問式”訴訟制度下的調查和審判是一種理性的司法證明方式，但是其優(yōu)于非理性證明方式的特點并不能掩蓋其缺少制約機制的缺點。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約，其審判結果就和“神明裁判”結果一樣具有不確定性了。從收集證據和評斷證據的角度來說，這種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1.收集證據片面武斷
眾所周知，單方的片面調查往往不能準確地揭示全部事實真相，所以證據制度應該為單方調查提供相應的制約機制。但是在“糾問式”訴訟制度下，被指控者在面對積極主動而且經驗豐富的預審法官時始終處于被動甚至莫名其妙的處境。他被關在監(jiān)獄里面，而且根本無法得到律師的幫助。誠然，他可以向預審法官提出他的證人，但是否詢問該證人和如何詢問該證人則完全取決于預審法官的意愿乃至心情。此外，被指控者直到對方已經把起訴都準備好之后，才有機會得知指控自己的依據是什么。換言之，指控方從一開始就知道手中的牌是什么，而被指控者在整個過程中有可能都不知道玩的是什么游戲。
2．審查證據徒有虛名
由于“糾問式”制度下的審判完全建立在預審法官制作的案卷材料基礎之上，審判法官不再對證人進行重新審查，所以這種審判對預審法官收集的證據沒有實質意義上的審查。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的判決很可能依賴于一些并不可靠的證言。在當時的司法實踐中，法官根據傳聞證言或者對被告人與本案無關之經歷的帶有強烈偏見的陳述，以及沒有經過對方質證的主觀斷言性證詞等，就對被告人做出有罪判決的情況屢見不鮮。
（三）機械性評價證據的“自動天平”
受“糾問式”訴訟制度和崇拜權威思潮的影響，歐洲大陸國家形成了一套“法定證據”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審判法官運用證據的基本職責只是“加減證據”，因為法律已經分門別類地規(guī)定出了每種證據的證明價值和證明的規(guī)則。這套規(guī)則可以概述如下：
1．有了完整的證明就必須做出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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