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遐 ]——(2005-12-19) / 已閱31734次
2、道德力量的消弱
調查顯示，只有不到1/4的調查對象第一次作弊是在小學。這提示研究者對被調查者進行反向提問：“小學時你為什么不作弊？”80%以上的被調查者回答：怕受父母責罵、怕挨老師批評、怕同學嘲笑。對小學生而言，父母、老師是他們心中的權威，他們的評價是小學進行自我認同的主要依據(jù)。在日常教育中，“誠實”是作為一項很高的道德準則加以灌輸?shù)�，這一準則被小學生普遍的接受，成為控制作弊的內心信念和輿論力量。而當升學至中學，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父母老師的權威開始衰落，“誠實”的準則受到懷疑。對于作弊，不再持有強烈的批評態(tài)度。當問及“因作弊而獲得全班最高分”被調查者的反應時，有14.4%的調查對象表示“暗自高興”，20.2%的人表示“安之若素”，另有20.2%采取回避態(tài)度——“不原多想”，三項合計55.8%。由此可知，道德輿論的控制力已嚴重消弱。
(三)利益主體的多元化
以往的個人利益、集體利益都被統(tǒng)攝為國家利益（benefit of state）。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推進，利益主體呈多元化發(fā)展，出現(xiàn)了如地方利益、集團利益等多個利益主體。這些主體很大程度上是以自身利益為本位的。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對選拔考試有著明顯的影響，如有的地區(qū)高考中出現(xiàn)的集體舞弊案；國家公務員考試中監(jiān)考人員對本單位的考生網(wǎng)開一面。48.7%的調查對象表示在重大考試（如中考）前，教師給過某種暗示。
（四）考試制度的缺陷
1、選拔考試，“一考定終身”，利益過于集中，促使學生鋌而走險
且不管偶然因素對個別考生考試成績的影響，就整體而言，一次考試（如高考）可以決定一個人幾乎一生的命運，而由此確定出的卻是兩種異質性極強的道路。對有的考生來說，竟會是飛行員與人力車夫的差別。而這種判別所帶來的利益差額遠大于考試作弊的代價，況且這種代價是不確定的。正如有的考生所說“為了考上好大學，冒點險值得”，而對于考試無望的學生來說，作弊成了“額外的機會”。
2、測驗考試考題編制缺乏科學性，難以測量學生真實學習水平，使考生對考試的價值產(chǎn)生懷疑
現(xiàn)代教育以“素質—能力”為拆求，越來越多的關注原理方法的教授，而不再滿足于單純的知識灌輸。布魯姆（R·S·Bloom）于1956年提出了“教育目標分類學認知領域主要分類”，這是一種有效的學習水平分類系統(tǒng)，它為標準化測驗提供了科學的框架（見下表） 。
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學認知領域主要分類
類 別 學 習 水 平 類 別 的 說 明
1．知識 對知識的簡單回憶
2．了解 理解的最低階段
3．應用 在特殊情況下使用要領和原則
4．分析 區(qū)別和了解事物的內部聯(lián)系
5．綜合 把思想重新綜合為一種新的完整的思想，產(chǎn)生新的結構
6．評價 根據(jù)內容的證據(jù)和外部的標準作出判斷
一套試題的科學性應由四個指標來測量：信度、效度、難度和區(qū)分度。根據(jù)筆者對幾十套測驗考卷的分析發(fā)現(xiàn)其效度均很低，完全不能有效反映現(xiàn)代教育目的測量要求，仍囿于僵化的“記憶—復述”模式�？碱}類型（尤其是大學文科）集中在填空、名詞解釋、簡答、論述、其答案也是“標準化”的。社會、人文知識有一個特點：不確定性。許多所謂的知識并不是知識，而只是意見。如“何為教育的目的”，不同的人可能作出完全相左的結論，這可能是因為研究者的立場的差異、觀察角度的分殊或抽象層次不同所導致的，很難說熟對熟錯。長期以來，受二元論、線性思維方式的影響，人們熱衷于掌握“確定的知識”。這種考試嚴重限制了學生個性和思維能力的發(fā)展。這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教育而非“個性化”的教育，完全違背了現(xiàn)代教育的訴求。這就使得許多考試不是在測量學生的綜合學習水平，而只是在測量“記憶力”和“學習態(tài)度”。如這樣的考題“公文有 類 種”；“蟑螂多生活在什么地方？”后者標準答案是“花盆下面”。有86.9%的調查對象認為，“目前的考試成績，根本不能衡量學生的學習水平”，不排除這是部分作弊者為自己開脫的借口，但也是考試價值受到考生質疑的一個證據(jù)�！皭悍ǚ欠ā�，對惡法形式正義的維護，即是對實質正義的破壞，這也動搖了部分監(jiān)考者的信念。
法律的介入是控制考試作弊的當然選擇，但其前提是專業(yè)考試機構的建立，考試制度的合理化與考題的科學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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